我国《合同法》第42条确立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，该条规定：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：(一)假借订立合同，恶意进行磋商;(二)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;(三)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。”

　　缔约过失责任起源于罗马法，发展至今已经有很完整的理论和规定，但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还有不完善之处，有待进一步的完善。

　　本文对于完善我国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提出了简单的三条建议：

　　1.关于先合同义务的一般规定。

　　先合同义务的确定在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中举足轻重。它是构成缔约过失责任首要前提条件，也是确定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的根本标准，还是确定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的重要因素。因此，关于先合同义务的规定中，须对先合同义务的概念、基本内容及时间界点作出明确规定。

　　2.应对信赖利益赔偿范围作出界定。

　　对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范围的界定是至关重要的，《合同法》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。这容易导致将信赖利益与履行利益混为一谈。一方面有可能使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得不到满足，另一方面有可能加重缔约过失责任，造成不公平的现象。因此，笔者建议，为便于司法操作，有必要对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作出界定。

　　　3.《合同法》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范围过窄。

　　《合同法》关于保密义务的范围仅限于商业秘密。事实上，缔约上保密义务之对象，除商业秘密外，还应包括缔约对方的个人身份、财务状况等秘密信息。只要缔约人对这些秘密信息进行泄露，给对方造成损失，均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。总之，缔约过失责任是民事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在民事责任中具有独立的价值，它的确立，对于我国民事责任体系的完善具有深远的意义。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，我们不能只拘泥于法律的一般规定，只有在理论上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和创新并将其运用于实践，才能使这一制度富有生命力，以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。